消息传开,民间响应如潮。短短半年,各地上报发现百余处疑似虎卫遗迹:河北某村井底挖出刻有编号的铁勺;湖南乡绅家传族谱中夹着半张阵亡通知书;云南驿道边一座荒庙墙上,竟留存着用炭笔写的《守约谣》全文,落款日期正是建安九年冬月十九。
更有甚者,洛阳一户农人翻修祖屋时,在梁柱夹层中发现一封密封竹筒,内藏一页残简:
>“……三娘遣我等潜行,非为苟活,实为存证。地下河出口通峨眉,途经七哨,各有接应。然行至第四哨,遇伏,十人死八,余二人负伤前行。吾知命不久矣,特留此书:罪录藏处,非独铁盒,另有副本三,分埋忠嗣谷、敦煌石窟、雁门关烽燧之下。若有志者,速寻之,莫待风沙蚀尽……”
落款署名:“虎卫七旅斥候副尉张九章绝笔”。
老人读罢,当即决定重启西行。
出发前夜,长安城降下今冬第一场雪。七钥堂庭院银装素裹,铜铃覆霜,轻响如泣。老人独坐灯下,整理行装。忽闻叩门声。
开门见一蒙面女子,身披黑氅,递上一只漆盒,低声说道:“家父曾任清言司右判,临终悔恨,私藏此物多年,嘱我务必交予您。”未等回应,转身即去。
老人打开漆盒,赫然是一枚青铜印章,印文为“赵承业私鉴”。背面刻有一行小字:“吾罪通天,然真相不可永锢。”
他握印良久,终将其收入囊中。
次日启程,随行者七人:两名青年史官、三位民间考据学者、一位精通古文字的僧人,还有一位年仅十四岁的盲童??其母为当年被贬贱籍者的后代,临产前夜仍在抄写《虎卫遗言录》,难产而亡。孩子生来无瞳,却能背诵整部《守约谣》,声如洪钟。
一路向西,风雪相伴。
过秦岭时,遭遇山崩,队伍被困三日。粮尽之际,老人取出最后半袋糙米,熬成稀粥,分予众人。他自己滴水未进,只啃一口干饼。
年轻史官哽咽道:“您这是……也在践行他们的誓约吗?”
老人摇头:“我不是在模仿谁。我只是明白,一碗粥的力量,有时胜过千军万马。它让人记住,什么叫‘同食共命’。”
抵达忠嗣谷已是春初。山谷隐秘,四周峭壁环立,唯一条溪流穿行其间。据地图所示,此处原为虎卫秘密屯粮点,后成逃亡小队集结地。
众人依图索骥,昼夜搜寻。第七日黄昏,盲童忽止步溪畔,仰头道:“地下有空响,像……像回音的哭声。”
众人掘地三尺,果现一道石门,其上浮雕七把钥匙图案,与峨眉铁盒如出一辙。
老人取出七件信物,环绕石门摆放。刹那间,夕阳穿云,金光直射门心,锁扣“咔”然开启。
门内非墓非库,竟是一座地下书院:十余张石桌整齐排列,墙上刻满文字,皆为《罪录》副本内容,另附大量批注与补充证据。最深处设一祭坛,供奉七尊泥塑像??正是当年派往各地传递名单的七名幸存者。
石壁铭文写道:
>“吾等知归路已断,故以此谷为终焉之地。
>不求封侯,不望留名,
>唯愿后来者踏吾足迹,续吾未竟之业。
>信义不在庙堂,在人心;
>真相不在诏书,在泥土。
>凡持七钥而来者,即为同志,请取所需,继往开来。”
众人跪拜良久。
老人取走全部拓片与抄本,郑重封存。临行前,命人在谷口立碑,仅书两字:“归来”。
归途之中,消息早已传遍天下。《罪录》副本公之于众,震动朝野。太子亲赴太学主持辩论会,首次允许学子公开质问先帝旧政。一名老儒痛哭失声:“我教了一辈子忠君爱国,却不曾想,真正的忠,是敢于指出君之过!”
与此同时,敦煌与雁门两地也陆续传来发现:莫高窟某废弃洞窟内找到第二份《罪录》副本,藏于佛像腹中;雁门关守军在修缮烽燧时掘出陶罐,内有虎卫将士遗书三十六封,字字泣血。
朝廷被迫再次下诏:
>“即日起,废除一切关于虎卫军‘叛逆’之记载;
>所有相关贬籍家庭恢复名誉,子孙可参加科举;
>编纂《信义正史》,由独立修史局主导,广采民间文献;
>每年冬月十九,官方须发布‘历史澄清报告’,接受公众质询。”
诏书颁布当日,全国多地自发举行“还名仪式”。在华山铁锅碑前,三百余名家属齐聚,手持祖先牌位,一一宣读姓名:
“虎卫七旅炊事队第三组霍三娘!”
“斥候副尉张九章!”